北京人艺60年

　　生鲜话剧

　　与电影、电视不一样，话剧是无法拷贝的手艺，每一次登台都有不同的气场和效果。把话剧做成影像，就会丧失原汁原味的鲜活感，弄出一坨腌制的陈货。在工业化时代，话剧的不可复制，恰恰让它变得更为珍贵，也让参与者的骄傲油然而生。在崇尚手工的当下，我们理应多多走进剧场，给放弃高额片酬的演员们一些鼓励。

　　当然，手艺也有高下，北京人艺的手艺一直令人钦佩。今年，她60岁了，美人迟暮，各种争议也扑面而来。要她去市场上卖弄风骚，争抢搏杀，似乎并不合适。北京人艺还是更适合被养在高阁，继续她的精致和品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一个甲子的老剧院重新焕发青春和热情。毕竟，如今吃话剧这碗饭的人越来越多，见多识广的观众们，能否一如既往地追捧那些美好记忆呢？

　　观众需要怀旧，也需要创新。(钱亦蕉)

　　孤独而高傲：北京人艺60年

　　人们期待的是，在群星闪烁的戏剧天空里，北京人艺永远有熠熠发光的戏与人，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也是北京人艺可以用来回报历史与命运特殊恩宠的最好礼物。

　　撰稿―水 晶

　　6月9日晚，一条微博在网上被热转。大雨滂沱的夜晚，几位网友拍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之际，温总理来到北京人艺观看经典话剧《茶馆》，做一回普通的戏友。

　　在中国，领导人进剧场看戏并不常见。北京人艺大概是领导人来得最多的剧院之一。这个传统要追溯到周恩来，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17年里，北京人艺总共上演了100多部戏，周恩来几乎每一部都看过。有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比如“周总理帮演员找皮鞋”，说的是有一天他临时去看《武则天》，当天已经没有票了，为了不打扰观众，他勉强坐在副台看戏。演唐高宗的演员董行洁穿着戏里的厚底鞋不舒服，一下侧台就要换回自己的皮鞋，可那天怎么也找不到了，四个演宫女的小姑娘帮着他找，忽然发现多了一个人也在找皮鞋，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除了这种温情流的故事，另一个故事更意味深长：1961年4月周恩来看过《潘金莲》这个戏后，召集田汉、欧阳予倩等主创座谈。当时的话题包括：潘金莲算不算妇女反对封建压迫、武松算不算英雄。讨论结果是，如果潘金莲杀死的是张大户、西门庆这样的人，才值得同情。最后，这个戏停演了。

　　这些老故事，很生动地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北京人艺在中国戏剧乃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它重要到一国总理亲自关心剧目的创作，也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关注，北京人艺在国人心目中有了别样的光环。

　　起起落落

　　成立于1952年6月12日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不是新中国的戏剧独生子。与之同一时代的，还有辽宁人艺、天津人艺、上海人艺等多家大型国有剧院。如今上海人艺已消失多年，辽宁人艺、天津人艺则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向电视剧领域转型，近年来除了主旋律话剧和经典作品偶有上演之外，作为一个单体剧院的持续创作和演出功能基本停滞。相形之下，北京人艺的“一枝独秀”，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机缘与血脉值得梳理和回顾。

　　古人说成功系于“天时、地利、人和”，“地利”于北京人艺而言自不消说。而“天时”与“人和”，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却有着几起几落。这从北京人艺历届领导的履任时间表上即可见一斑。

　　1952年6月12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宣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为剧院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为副院长，赵起扬为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郭沫若、老舍、曹禺(人称“郭老曹”)为剧本创作主力，焦菊隐成为北京人艺事实上的总导演及没有“艺术总监”头衔的实际艺术总监，赵起扬作为一级党组织的代表，深谙与艺术家的相处之道，并且在行政与党务等方面为整体艺术创作保驾护航。北京人艺这几位最重要的开创者们，像父亲母亲一样，为这个新生儿赋予了优秀的基因和强健的体魄。即使是在建国初期文化艺术创作深受意识形态干预的情况之下，北京人艺仍然创作出了《龙须沟》、《雷雨》、《骆驼祥子》、《北京人》、《风雪夜归人》、《虎符》、《茶馆》、《蔡文姬》等一大批优秀的剧目。焦菊隐将斯坦尼体系思想与中国戏曲的美学原则融汇贯通于他的导演艺术中，形成了“焦菊隐学派”。这一代人为北京人艺留下的精神遗产和美学遗产，成为这个已有60年历史的剧团最宝贵的“镇团之宝”。

　?“文革”十年，北京人艺的创作几近停滞。“文革”结束后，1978年刁光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及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导演，直到1984年退休。他先后导演了《日出》、《小巷深深》、《小井胡同》、《狗儿爷涅